黄菊内幕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给出了答案。青瓦台发言人表示，“重庆是‘一带一’和西部大开发的节点，也是我们运动的遗址所在地”。

　　1910年，大日本帝国代表寺内正毅与大韩帝国总理李完用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将朝鲜半岛与日本合并，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随后日本废除“大韩帝国”，设立“朝鲜总督府”，总督由日本人担任，直隶于天皇，在当地拥有立法、司法、行政及军事。

　　1919年，韩国爆发“三一运动”，数十万韩国高喊“大韩”，集体日本。孙秉熙等民族代表签署宣言书，并经人转交到朝鲜总督府。但最终运动被武力，功败垂成。事后不少有志之士海外，相当一部分人来到了中国。

　　“三一运动”的教训让一些韩国志士意识到，必须有组织地抵抗日本。1919年4月，一些人来到上海，在法租界成立了临时议政院和大韩民国临时，制定了临时。在此前后，和留在韩国的志士们也分别在海参崴和汉城（今首尔）成立了大韩国民议会和汉城临时。

　　9月，位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通过改宪吸收在的大韩国民议会，与汉城临时统合，建立单一的大韩民国临时。

　　大韩民国临时一直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在中国，孙中山和后来的国民给予极大的援助。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韩国临时立即派专人向其提出合作请求，孙中山答应，临时进驻广州的代表由承担一切公务和生活开支，其后第四期还吸收了一批韩籍学生。

　　1925年国民成立后，又与朝鲜民族党党首金元凤（金若山）及临时合办多个军事人才培训项目，为临时军队“光复军”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30年代，由于日本在中国的步步紧逼，国民从南京转移到武汉，1937年底又搬到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也几经辗转，先后搬迁至杭州、镇江、南京、长沙等地，并于1940年来到了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池38号，同时还在当地设立了光复军司令部。

　　《重庆晨报》曾经报道过，临时办公室所在的地方是当地商人范伯溶的房产，当时韩国人没有财力支付一年40万法币的租金，还是从国民处得到的财政援助。这里也是临时在中国最后的据点。

　　根据《重庆晨报》报道，1991年，中韩两国尚未建交，研究临时历史的韩国教授赵东杰组织了一次在中国境内的考察。来到重庆时，他激动地发现临时的旧址保存完好，但同时也得知该地已被列入某集团的旧房计划，随时准备拆迁。赵东杰回到韩国后，立刻向韩国汇报了此事。

　　此后中韩几次就此展开谈判，终于在1994年达成协议，修复该旧址，建立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旧址陈列馆，现归重庆市文物局管理。

　　《重庆日报》2010年的报道显示，韩国临时李东宁旧居曾被“误拆”。作为重要抗战遗址，该建筑此前已被纳入《重庆抗战遗址总体规划》，但却被綦江县某施工方拆掉，施工方称，以为标记的文物是隔壁的楼房，而把真正的文物拆掉了。重庆市随即叫停拆除工作。

　　2015年，光复军司令部旧址也被“暂时拆除”。据韩联社报道，2010年，位于重庆邹容37号的司令部旧址被划入重庆市城区重建规划中，面临拆迁危机。随后韩国提出请求积极保存修复该遗址，中方表示同意，并表示所需费用将由中方承担，时任重庆市委孙政才还会将司令部保存于原地，并将“承诺”。

　　韩联社同年报道称，重庆市决定将拆卸下来的建材保管在仓库，然后在原址上复原。而2017年10月，韩国SBS发现，原址上正在进行高层建筑施工建设。报道援引韩国大相关人士表述称，中方拆移时未向韩方通报，没有提出过具体的复原方案，至今也没有与韩方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