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宪文，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季我努沙龙嘉宾。

　　平津的陷落震撼了南京，淞沪战事的爆发更直接着国民的。尽管为了安定，表达中国抗日的决心，国防最高会议曾于8月14日宣布“外侮虽告急迫，仍应在首都不必迁移”，(陈鉴波：《中华春秋》，第749页，三民书局1981年9月版。)但是，迁都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在进行。7月27日，蒋介石曾命令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17次会议讨论“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地办公”问题，“限三日具报”。(《档案》，1987年第3期，第5页。)7月29日，何应钦先将机关人员的眷属秘密疏散至内地。(《档案》，1987年第3期，第7页。)9月，德事顾问斯达开（Staike）亦考虑迁移问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9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日军飞机的轰炸，也使南京在战争气氛中，自八一三抗战以来，日军“轰炸中国之密集部队及军事设施并掷120吨，参加轰炸南京的飞机在800架次以上”，(［英］田伯烈：《外人目睹之日军》，第80页，正中书局1938年版。)“在敌弹之下者，先后达300余人”。(《南京市长马超俊致呈文》（1937年），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尤其是随着淞沪方面战况吃紧，国民从10月底起，就开始陆续向武汉、长沙和重庆三地疏散机关人员。

　　上海失守后，国防最高会议于11月17日在铁道部防空洞召开，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迁往重庆。1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对迁都重庆的决定作了说明。蒋介石称“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所早已预定的”。他说：“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他称迁都重庆的目的是“我们国民不被消灭”，“只要国府存在，必与之抵抗到底”。(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53页，出版。)

　　当天晚上，国民林森及其随从人员由南京乘船，溯江西上，26日抵达重庆。五院和其他各部、会也分别迁往重庆、武汉、长沙。但军事委员会仍留南京。

　　为了安定军心和，11月21日，蒋介石分别致电各省市党部和、各军事将领，说明迁都之目的“在使中枢不受敌人之，贯彻我全国持久抗战之主旨，以打破日寇速战速决之迷梦”。他声称迁渝后，“我前方军事，不但绝无牵动，必更进行”，“且中枢移驻内地，首脑既臻安固，则耳目手足，更能充分发挥其效用；就整个抗战大计而言，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中华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以下简称《作战经过（二）》），第212～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