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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进特区中的“特区”:令香港人的重庆大厦
  •   核心提示:重庆大厦曾经被美国《时代》称为亚洲最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化案例。2011年,马家辉第一次读到麦高登教授的书,就非常感慨书里面所写的人,还有他们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很好奇,像麦高登教授这样

      核心提示:重庆大厦曾经被美国《时代》称为亚洲最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化案例。2011年,马家辉第一次读到麦高登教授的书,就非常感慨书里面所写的人,还有他们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很好奇,像麦高登教授这样一位白人教授,刚开始是如何融入这样一个看起来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面。本期《冷暖人生》专访《香港重庆大厦》作者麦高登,带您走进香港特区中的“特区”。

      马家辉:这一座大厦在很多游客眼中充满神秘感,其实对我这个老香港来说呢,我也不太熟,偶尔会来吃点异国风情的菜,可是也是心里有点焦虑,好像很陌生。不过这一次不一样了,有了麦高登教授这一位专家带,我心里踏实了好多。

      麦高登:我每周都会和几个难民在这边吃饭,我会有个预算,他们不是很有钱,再加上我也不想花多于五百港币,所以我们就点披萨,所以他应当知道我不是素食者的。

      麦高登:因为我不写难民,可能是会写一些文章,但是我并不打算为他们写一本书,很容易会被曲解,这不是个简单的话题。

      马家辉:有了这一位专家的陪伴,我们吃这个晚餐当然又多了很多的笑容和热情,因为住在重庆大厦这些人,大家看到麦高登教授都感觉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没有人对他陌生。从2006年开始,这个麦高登教授断断续续在这里住了五年之久,之后,他出版了一本人类学民族志,叫做《香港重庆大厦》,让第一次很深入地了解这一座神秘的大楼。这一位美国的白人教授也因此成为了“重庆大厦的代言人”。

      你的书英语版本是2011年出版的对吗?大学出版社出版。然后我记得中文版本是2014出版的对吧。

      马家辉:所以我了我女儿,有一天我找女儿要你的书,然后她告诉她没有,我说你怎么没买你教授的书呢?你书里提到过这里有来自120多个国家的人。

      麦高登:你知道其实这很有趣,如果你在加尔各答你和别人提到香港,他一定会说重庆大厦,或者如果你在卡拉奇,他们也会说重庆大厦。再或者你在坎培拉乌干达,他们仍然会说重庆大厦。因为在非洲、南亚和很多其他地方,重庆大厦就是香港的代表,其实重庆大厦很有趣,在某种意义上它和中国香港的形象是相悖的,而且这是在人身上就很明显,你走进来会发现这里面的人和一般香港的人都不太一样,香港百分之九十多的人口都是中国人,但你在这里面基本看不到中国人。我觉得重庆大厦确实是香港的标志,说明香港不仅仅有中国人,它本身就象征着全球化,但也不是那种白人的全球化。你知道香港第二类人种是白人,对不起我这样说,但确实是这样,不是像这样来自发展中国家人的全球化。

      马家辉:那假如从混杂性的角度来看去做研究,那《重庆大厦》这本书是其中一个代表作,在重庆大厦里面来自不同的国家的人多达120个国家,为了不同的理由在那边住不同的时间。那这些人怎么样的相处?怎么样调整,摆定他们跟香港之间的关系?那香港要怎么样回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研究的议题,也常现实的香港社会的议题。

      重庆大厦曾经被美国《时代》称为亚洲最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化案例。2011年,我第一次读到麦高登教授的书,就非常感慨书里面所写的人,还有他们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很好奇,像麦高登教授这样一位白人教授,刚开始是如何融入这样一个在我看来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面。

      我在香港的湾仔区出生长大,到了今日,我还喜欢叫自己“湾仔人”。湾仔就是我的故乡。这里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令我回味,我亲身经历过的,我耳朵听来的,眼睛看到的,有点悲凉、有点哀伤、有点快乐、有点,有些关于,有些关于忠诚。故事里面的人在我看来好像一艘一艘本来互不靠近的船,但是偏偏又漂在同一个江湖里面。每个人都背负着这个世界的混乱,以及这个混乱里面的哀伤、抱怨。生命或者好像一场赌博,跟你对赌的并不是其他人,而是命运,只是命运。我想将这些关于命运的故事写进我的小说里边,记录下由我和其他人所共同构成的一段香港往事。

      走在人潮汹涌的尖沙咀,你很容易就会错过了这一座大名鼎鼎的重庆大厦,可是在大厦的门口呢,你就看到三三两两的站着一些中东裔的、非洲裔的人,那你也等于被提醒了,这里就是一座很不一样的,老旧的大楼。那你踏进这个重庆大厦之后,你首先要在很昏暗的灯光下面看到好像迷宫一样的走廊走道,你会看到好多的廉价的旅社、客栈,还有卖山寨产品的商店。你会感觉非常陌生。假如你是一个很追求安全感、稳定感、熟悉感的人,你会恐惧,甚至想离开。身处在重庆大厦,你很难想像,这样一个好像异国的地方,边缘的地方,其实正处于香港这座繁荣都市里面的中心点。

      我在香港出生成长,从小就知道有重庆大厦的存在。对我这一辈的香港人来说,那只是个神秘的,甚至是一个的代表,很的地方。它是一个代表了异国风情,很陌生,可是又近在我们香港闹市之中的一个异国,有点像特区中的特区。

      麦高登:我第一次来重庆大厦的时候,中国游客一般会说好不喜欢非洲,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非洲人,他们其实不知道重庆大厦到底是由一些什么样的人组成。我常常会和记者说起这里,他们也都会想要到重庆大厦,来看看我在这里做什么。有一晚有一个英国公司(BBC)的记者来,她穿了一条短裙,这再正常不过了,你在校园里也都可以看见,但我就看见一些巴基斯坦的人眼神有些奇怪,然后我就上客房睡觉了,将近午夜的时候就传来很重的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外面站了六个巴基斯坦男人,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球棒,他们朝屋里看了看,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就解释道,我们只是来看看这里明天有没有空房,再见。后来和他们交谈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怕我是,来重庆大厦是要和女人开房。

      马家辉:大概十年前,麦高登教授开始对重庆大厦进行田野调查,他很频繁地出现在大厦里面,不断地聊天,不断地打听各种消息。大厦里面来自不同国家的租客对这一位这么奇怪的白人当然要保持,可是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这一位教授不但没有恶意,而且经常帮他们申请,也在这里开课,民间教学,让他们在知识方面、眼界方面、语言方面,各方面都有所进步。我也开始明白,重庆大厦里面的人为什么对麦高登教授那么热情,因为他们早就不再是简单的研究者,还有被研究者,这样的关系了。重庆大厦里面好多人都把他看成老友,而这一位白人教授也早已经走进了他们的故事。

      重庆大厦始建于1961年,刚开始的时候,它曾经是一栋高档的建筑,后来到1960年代的末期,受到越南战争影响,这里就成为美国官兵寻找地方。之后经过多次的变迁,来港淘金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少数族裔反而成为这里的主体。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关于重庆大厦有很多传言,听说重庆大厦都是“罪犯的天堂”,好多偷渡的人、性工作者,还有毒贩都来这里住。而对于我们香港本地人来说,这一座在市中心尖沙咀的大厦其实也感觉非常陌生,好像有点觉得它隔开了,在香港又不在香港。所以我经常去想,来自世界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各色人等,每天在重庆大厦里面上演着什么样的戏码,什么样的故事呢。

      麦高登:有一些变化,当我在这里进行研究的时候,最大的不同就是当时这座大楼里挤满了来买手机的人,你可以以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山寨手机,现在就不再是这样了,中国的手机制造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手机生意不是很好了,在这座大楼里反而小旅店越做越好了,参观也越做越好了。所以有那么点变化,但还是没有那么多,还是一样的人在这边,一样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非洲人,还是那些群体在这里。

      马家辉:讲到香港的国际性的时候,有看到眼睛看到中环、尖沙咀,很多高楼大厦,跨国的企业,来这里看到白人什么,穿西装到处走,开着名车。另外有个所谓低端low-end,比较草根的全球化,其实是在重庆大厦,比方说利用重庆大厦周边的一些街道、小店,作为他们生活的场所,简单的便利店,他们到了晚上就去买便宜的啤酒,在边唱歌、跳舞、聊天,其实那也是香港城市,香港街道景观的一个部分。

      与重庆大厦有一墙之隔的地方,这里有一条街叫么地道,大厦里面的人经常笑着说,这就是他们的酒吧街,因为每天到了晚上,许多住在大厦里面的人就跑来这里,在街上,在便利店买啤酒,就站在街上唱歌、跳舞、放音乐,消遣,找寻娱乐。而这一位喝着啤酒,推着婴儿车的非洲裔女性,名字叫做普拉塞斯,她来自南非,是一位酒吧歌手。这一位小姐说,来到香港以前,其实她对香港的印象并不好。

      普拉塞斯:在我小时候,学校会我们每天带钱去学校,他们说战后的中国和香港人们生活,所以我们要捐钱来帮助中国和香港。在2003年,当他们第一次告诉我,我要去香港唱歌的时候,我心想我的天啊,我要怎么办,因为我的想法里香港就像是个死城。但当我来到香港后,我整个人都惊呆了,机场太美了,人们看起来也美极了,我的天啊,我的公寓也好极了,一切都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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