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咋把那个放在我衣服头呢？”陈迪新的儿媳妇困惑地问丈夫陈启华。“不放里头，拿在手上怎么拿回去？”陈启华吼了妻子一句，跋山涉水送回一个骨灰盒，自然不能在途中惹人注目。把骨灰盒放在行李箱里，拉链一拉，谁也不知道箱子里有一位父亲的遗愿。

　　三峡移民10年之困惑

　　离开一辈子后，他又回到了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上，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个地方的目击者。———乔伊斯《尤利西斯》

　　陈迪新的儿媳妇花了90元钱买了一个21吋的行李箱，这个红绿相间的行李箱完成了陈迪新“死要入土”心愿。

　　陈迪新病逝了，但他的骨灰和儿媳妇的贴身衣物一起，混杂在行李箱中。

　　“你咋把那个放在我衣服头呢？”陈迪新的儿媳妇困惑地问丈夫陈启华。“不放里头，拿在手上怎么拿回去？”陈启华吼了妻子一句，跋山涉水送回一个骨灰盒，自然不能在途中惹人注目。把骨灰盒放在行李箱里，拉链一拉，谁也不知道箱子里有一位父亲的遗愿。

　　为了避开安检，提着行李箱的陈启华选择坐大巴到深圳，再由深圳的亲戚开车将骨灰送至重庆万州。

　　十年前的2004年8月26日，陈迪新随900多位移民一起抵达广州。2005年3月3日病逝，他的骨灰在增城市殡仪馆放了8个月零17天。当年11月份，一个料峭多雾的冬日，陈迪新魂归故里。

　　告而未别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

　　一张K1098次万州至广州的火车票躺在玻璃柜里。

　　这是冯慈国移民到增城新田村10年来第11次往返重庆的票据，日期是2014年8月7日。

　　这次回万州，他想找点零工做，结果呆了二十多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回万州前，他在增城一家公司做保安，“他们喜欢靓仔，我老了又不靓仔就把我炒了”。42岁的冯慈国说话带着自嘲式幽默，嘴唇上一颗痣随着表情变化而起伏，接近土地颜色的皮肤记录了他常年务工的经历。

　　移民后，他每年都回一趟万州看望他75岁的母亲。“我妈只有我一个儿，我不看她哪个看？”

　　冯慈国的母亲张仕珍在上世纪80年代失去了得支气管炎的丈夫，独自拉扯一双儿女。女儿出嫁后，她随儿子生活。2004年，她连同儿子一家被纳入移民范围。

　　这个连普通话都听不太懂的老人，第一次坐上了火车。此前，万州是她见过的最大城市。和张仕珍一同离开这片浸润了大半辈子土地的，还有她的两位亲家。他们在火车上用重庆话给对方打气，“怕啥子嘛，一家人都在一起，想回来坐个火车就回来了。”确如她所言，隔年，张仕珍又坐火车回了万州。

　　在新田村的这一年，除了买菜，她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住了19户移民的小村庄。“咋个耍？就围到这个院坝转圈圈咯。”冯慈国挥舞着胳膊比划着圈，张仕珍的消遣方式就是抱着孙子在村里转圈，坐在门口跟年纪相仿的老人聊天。

　　冯慈国几乎每次回家，都要扯着嗓子喊两声，张仕珍有时从某个村民家里回应他，有时在新田村的某个小角落回应他。儿子一回家，她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偶尔会小声提出疑问：“怎么搜不到万州的天气预报？”她还想养几只鸡，只是这楼房前的一条过道，怎么容得圈一个鸡窝？

　　如果不是亲家陈迪新的离世，或许张仕珍还会为了两岁多的孙子多呆一段时间。

　　在冯慈国的印象中，张仕珍从那时起就开始流露出想回重庆的念头。她找了各种理由怀念重庆，“我想小女儿”、“我听不懂他们说话”、“这儿太热了”、“我要去给你爸扫墓”。直到她说出最后一个请求，儿子才明白了母亲此前所有的委婉表述的心意。

　　冯慈国带着张仕珍回到5年前离开的农家小院。拾掇一番后，他提了两瓶酒去院后的堂哥家，拜托他照应一下老人，有事没事在院前喊一声，答应了就好。回到家，张仕珍一点也落不着闲，村里年轻人出去打工留下的荒地，她随手“开了荒”，种点红薯、冬瓜和茄子。几只鸡被她圈在栅栏里“咯咯”地驱离寂静。在县城的女儿一有空就回去给她捎点油盐酱醋。

　　前年，张仕珍生了一场病，冯慈国急急忙忙赶回万州，待她病好后打算带她回广州。头一天还了儿子的张仕珍，隔日清晨便了。劝告无效，冯慈国只得独自离开。

　　“父母以前是两隔，不能以后死了还不在一起。”冯慈国说到这儿，把土豆丝里混着的干辣椒拨出来抖在玻璃柜上。

　　魂归故里最美丽的，是一个因得到安慰而感谢的人的灵魂———雨果《悲惨世界》

　　2005年3月3日，陈迪新得支气管炎病逝。按，三峡移民在增城每人分得3分田，3分地。如果按照家乡入土为安的风俗，火化后的骨灰应当葬于自家山地，但这些移民在增城并无山地可分。

　　若在广州去世，他们火花后的骨灰只能放在增城市殡仪馆中，这成了移民老人不可触碰的话题。陈迪新生病期间，不止一次有意无意地向儿女们提出，自己要“入土为安”。儿女们都以“还不是考虑的时候”敷衍了老人，没人料到他会走得那么仓促。

　　陈迪新去世时，距他移民广州还不足7个月。骨灰如何安置，成了儿女们的心病。大儿子陈启华辗转反侧几个夜晚，叫醒了媳妇张叠菊，“把我父亲的骨灰放在你老家的地里”。

　　张叠菊听到丈夫不容置疑的语气，没有吭声。“是啊，辛苦一辈子，不能到死都圆不了心愿。”张叠菊给母亲打电话商量，母亲让她跟弟弟打招呼，毕竟如今娘家是弟弟当家。

　　弟弟听了张叠菊的话，“拿回来嘛，总不能把老人放在殡仪馆里头”。此时，陈迪新的骨灰已在殡仪馆搁置了5个月。

　　想到一年没回过家乡了，张叠菊特意花90元钱买了一个21吋的行李箱，把换洗的衣物整整齐齐地叠在里面。让她没有想到的是，陈启华把骨灰盒端端正正地摆在了衣服里面，箱子的正中央。

　　“你咋把那个(骨灰盒)放在我衣服头呢？”

　　“不放里头，拿在手上怎么回去？”陈启华吼了她一句，呛得她一句话不敢说。

　　走走停停，晕车的陈启华记不清坐了多久的车了。只记得一下车就感受到了万州的寒意，冬日的万州，雾气蒙蒙。

　　张叠菊在县城买了不少纸钱，还有一口专门放骨灰盒的小棺材。从增城出发时，她不敢拉行李箱，这让她有点过意不去。

　　喊来的亲戚朋友不多，只坐了两桌。仪式简单，骨灰入土，撒纸钱，放鞭炮。这个背靠山坡，面朝田地的地方，有了陈迪新的一座墓碑。陈启华放心了。

　　新鲜故乡让我们习惯各种事物，就是用它来代替幸福———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土豆没得了嘛就自己去捞两根酸豇豆。”冯慈国指着厨房对儿子冯程佳说。厨房不起眼的角落摆着两个瓦坛，泡着豇豆、大蒜、生姜、白萝卜和辣椒。这些普通的配菜通过盐水浸泡成为重庆人不变的舌尖故乡。酸菜鱼要放酸菜，油爆鸡杂要放酸菜，爆炒猪肝要放酸菜……

　　总之，味道没对就放酸菜。冯慈国每回懒得买菜，从坛子里捞两根酸菜，就着稀饭就是一顿。冯程佳也养成了这个习惯，菜不好吃就去捞酸菜。

　　2011年冯程佳跟着父亲回了一趟万州。他说，“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冯慈国反问，“你当年来的时候不是坐火车？”胖乎乎的冯程佳不好意思地笑了。移民时他才2岁。

　　万州的山又斜又抖，让这个孩子不适应，没走多久就嚷嚷腿酸，姑姑想把这个几年未见的胖侄儿抱起来，被冯慈国喝止了，“这么大了还要抱，自己不晓得走！”冯程佳很是委屈，又不敢。

　　让冯程佳兴奋的东西也不是没有，除了泼了红辣椒的炸酱面，万州的山和水都是新鲜的。尤其那江上的船，但凡船鸣，总引得冯程佳侧耳倾听。一日，趁大人没留意，7岁的他偷摸出了门，在江边看了半天的船。直至晚饭时间，大家才发现他不见了，纷纷出门扯着嗓门高喊他的小名“佳佳”。冯慈国很担心这个生在江边的旱鸭子，找到他后给了他一巴掌。冯程佳流着泪说他喜欢船，电视又搜不到他喜欢的广东科教频道，就去江边看船了。

　　广州不是没有江，也不是没有船，但移民至广州10年的冯程佳从未见过珠江和大船。见惯了大江大浪的冯慈国满脸的无所谓，“那有啥好看的？长江上不晓得走过好多回了。”他从没想到要带着儿子看看广州的珠江水，看看花市期间江上的花船。他在意的，只是儿子是个旱鸭子。

　　对于这个旱鸭子，冯慈国百般感慨，他嘟囔着，江边出生的娃儿游不来水，说出去都是个笑话。冯程佳，从未体会过江中戏水欢乐的孩子，看着动画片，对父亲的感慨几近无感。

　　“没来得及学游泳就过来了，现在到哪儿去学呢？”

　　从万州回广州，冯慈国都会收到几条娇子烟，有些是妹妹送的，有些是朋友送的。儿时的玩伴大多当了小老板，在街上开了饭馆或茶馆，见冯慈国回来常常打趣地问，“的前沿怎么样？”冯慈国摇着脑袋，“他们觉得我混得好，我觉得他们混得好。”

　　到广州后，冯慈国学会了打广东麻将。

　　“现在村里人聚在一起就喜欢打广东麻将。”他解释说，广东麻将打得小，不像四川麻将会“加番”，打广东麻将五元钱一把的都没有四川麻将一元钱一把的注大。这次回重庆跟老家人打麻将，一元钱一把，打4个小时他就输了300元，而在增城打一个下午最多输赢几十元钱。“反正是时间，打那么大干什么？挣钱都没有挣那么多。”

　　关于现在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歌德《浮士德》

　　冉广金的希望在自家的墙上，那是这位66岁阿伯生活、娱乐的“高级手段”。

　　这个“高级手段”是他挂在墙上的三把琴：两把二胡，一把板胡。有趣的是，那把古朴的板胡是冉广金用可乐罐和竹竿自制的。

　　自15岁起便与二胡结缘的他，是当年万州石桥村有名的“文艺青年”。在乡村文化繁荣的时期，他担任了石桥村村长兼宣传队队长。

　　2004年，冉广金作为移民代表带头举家搬迁。

　　“我是老，搞乐队都经常说好，广州肯定比万州发展好。”冉广金移民时几乎把能带的家具全部带上了。他指着屋内的桌椅摆设，“把家全部搬过来，就好像还是那个家一样。”

　　到广州不久，冉广金就按捺不住，开始摆弄乐器，想重组乐队。他从老家喊了两个老朋友，再从萝岗区九龙镇文化联合会找了三个本地乐手。

　　“我买乐器、音响就花了几万块钱，想把乐队搞好，搞出特色！”冉广金拿出一张乐队名片，抬头是“九龙镇三峡移民曲艺队”，他是队长，另外一个叫做廖扬发的本地人身份为“联系人”。

　　这个“联系人”类似于业务联络员，专门出去接洽演出机会。冉广金说：“语言不通，还是本地人好办事。”

　　原本以为找了几个本地乐手可以增添人气，真正演出的时候，冉广金才尴尬地发现，本地乐手大多唱的都是客家民歌，家乡的乐手开口就是《养猪姑娘》。为了双方统一，冉广金尽量选择普通话曲目，谁也不迁就谁。尽管如此，两位投奔他的老友呆了不到一年就呆不住了。

　　乐队散了，冉广金每日只能在自口拉唱。说起移民，他仍像当年的移民代表一样，“出来了就不用回去了，死了骨灰一撒，哪儿都一样。”

　　“广州是我的老家，重庆就是我的故乡”，冉广金说。

　　关于未来下面玩什么花样呢？———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

　　挣钱养家，对于中年人来说是一门必修课。安置在增城宁西冯村的付吉权也为挣钱发愁。

　　刚移民时，付吉权46岁。曾是汽车兵的他有一手漂亮的驾驶技术，得益于此，他在重庆的工厂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移民后，他同样寻得一份和驾驶相关的工作，为一家服装厂送货。

　　“把货从增城这边厂里装车，然后连夜送到广州的火车站，上下货都要自己搬。”付吉权说，没干多久，这样的工作就让他力不从心。

　　幸运的是，付吉权发现他所在的安置点附近有私人老板的养猪场，他开始帮人开车四处拉潲水。这份工作令他得以养家糊口。

　　谁也没预料到，属于付吉权的机会就在这一来一回拉潲水间萌生。由于生意上的纠纷，付吉权所跟的老板中途放弃了自己的猪场。已经基本掌握猪场全盘运作方式的付吉权和妻子细细琢磨后，开始了自己的养猪生意。2009年开始，他在自己分配的田地里搭院建棚，有了一份自己做主的活计。

　　“那两年真的觉得有奔头了。”付吉权和妻子起早贪黑地为猪场忙碌，他仍然在外收潲水，妻子则在家照看猪场。每年都有上百头肥猪出栏，日子开始红火起来。

　　三年后，生意做得顺手了，付吉权也有了一点“野心”，他和妻子决定加大投入，扩建猪场规模。想着扩建后每年可以多出栏的肥猪，他把心一横，一次性向亲戚朋友筹借了10多万元，几乎是重建了一个全新的猪场。

　　命运的转折和当年偶得的机遇一样，令人猝不及防。从2012年3月开始，增城在其辖区范围内展开了为期一年的整治“散小乱养猪场”行动。据了解，截至2013年3月底，此前增城存在的7000余家养猪场关闭、清拆近八成，达到5855家。而付吉权刚建好、并已购入种猪及猪苗的猪场恰恰就在这个整治范围之类。

　　当他和妻子看着如命根的猪被贱价处理时，付吉权很难描述自己的心情。这次，他们赔了近30万元。

　　付吉权的妻子冉崇秀在一年后仍然无法接受这件事。圈里养猪，田里栽粮，地里种菜，这些早已被她谙熟于心的之道突然之间失效了，她理解不了。

　　在猪场的种猪、生猪被处理完毕后，倔强的冉崇秀不同意清拆那排用心血铸建的猪场大棚。

　　田埂上的这排大棚就这样空置着，两口子没事就望着这被荒弃田地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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