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报业全记者

　　徐昇 文 乐涛 摄

　　1938年1月，中国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从汉口迁来；1938年1月15日，南京《新民报》率先来渝出版，紧接着，《南京晚报》、《中央日报》、《报》、中央通讯社从南京迁来；《新报》从上海迁来……美国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海通社、德新社等在重庆派驻了新闻办事机构；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苏联《消息报》等也派出记者，先后来到重庆。

　　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报业最鼎盛时，有23家同时出版，12个通讯社同时发稿，新闻工作者约五六百人。这些虽然所执立场不一，但在团结抗战这个大方向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本着国家民族的利益，同仇敌忾，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重庆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战争带来的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带来的是生活贫困，生活贫困带来的则是健康上的损伤。

　　经历过这场的学者贾植芳曾这样描述该时文人们的命运：“……自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地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的风光。五四时期知识以文化世界的豪气与理想早已梦碎，哪怕是只留下一丝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随的总是摆脱不尽的灾难和恐怖……”新闻界的知识们饱尝了之耻与切肤之痛。

　　在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线记者采写大量团结抗战的报道，编辑发行人员确保准时出版发行。他们用笔作武器，以为大旗，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口诛笔伐。这些编采人员顽强不屈的，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重庆新闻界因此也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一支重要力量。

　　“三张”重聚《新民报》

　　提到1938年来到重庆的南京新闻界，《新民报》是名气最响的，因为该报有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与赵超构共铸了“三张一赵”的重量级报人，自然成为全国极有影响力的。

　　张友鸾是中国报业邵飘萍的，其生前有着报人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他与南京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不仅主办了《南京人报》，而且写下了大量与南京有关的小说。记者找到了张友鸾的女儿和她的丈夫李承邰，在她的回忆和讲述里，重现了报人张友鸾在重庆艰苦办报的经历。

　　说，1938年初，张友鸾与张恨水一前一后到达重庆。张友鸾见内地撤退至山城的新闻界人士极多，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就问张恨水是否有复刊《南京人报》的计划，表示愿与他在巴蜀重打江山。张恨水听罢，长叹一口气说：“我对此厌倦了，想把更多的经历放在创作上。”旋即，张友鸾介绍张恨水与《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认识，拉张恨水加入。接着，又在当地招了不少有理想的年轻记者编辑，郑拾风也是当时招聘来的生之一。

　　防空洞里写新闻稿

　　回忆起父亲张友鸾在《新民报》的办报经历，印象最深的是防空洞和菜油灯。“记者夜晚写作，没有电灯，又买不起洋蜡烛，只好点菜油灯。而且又常受油价上涨的，连菜油也不敢多添，能不点就不点，菜油还要炒菜吃呢。”

　　重庆是有名的“火炉”，晚间温度也不低，报馆办公桌上的玻璃都热得发烫。又因为电线被炸断而经常停电，每个编辑面前都放着一盏煤油灯，宛若伴着个小火炉，挥汗如雨地工作。

　　空袭一般是在白天，人员在防空洞内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下午解除警报才能回到办公室。说，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夜间空袭，刚刚编辑完毕，空袭发生了。“那时候，报馆编辑部在七星岗，我家在大田湾的三间破草房里，和印刷厂挨在一起。编辑部和我家两地相距二三十里。那天，父亲和张慧剑、张恨水刚编完，还没走出编辑部，空袭来了，大家赶紧躲进旁边的防空洞，这才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