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很大的一个亮点在于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的全局性历史定位。“新时代”在十九大报告中一共出现35次，其中出现在小标题中就有三次。那么，我们到底进入了一个怎样的新时代？新时代的“新”究竟表现在何处？与“旧”相比，差异如何体现？新时代的意义与贡献何在？对于这些问题能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与准确的判断，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人未来的工作能否有效地开展。

　　一般而言，新时代相比于新时期站位更高，变化程度更广、更深，其指向依据主要看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不断发展而面临新情况、确立新目标、提出新任务，我们一般的用语是“新时期”。而“新时代”则是一个具有特定指向的“重词”，即它必须针对重大而突出的变化和战略性、全局性变动，经由权威机构、权威人物率先正式提出方可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帷幕，此后的所形成的新征程，我们大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来指认它，因为并没有改变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需求侧已从物质文化需要扩充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供给侧从落后的社会生产演变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因此应当用新时代加以特指。

　　需要特别强调与的是，不能认为我国已经走进“新时代”就狂热自大，滋生急躁冒进情绪，以免“栽跟头”甚至发生不可的错误，这方面的教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已经交过不少的“学费”。“新时代”并非的社会形态，“新时代”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个具体发展阶段。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说到底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承认这种“质的不变”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量变”。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剧烈量变期。这些量变累积的能量虽然未能引发将社会推向更高层次的“整体质变”，却使社会发展产生了“阶段性部分质变”，正是在把握“阶段性部分质变”的基础上，十九大报告才作出了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判断。

　　从时间节点上看，需要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间点。

　　。这一时期我国主要依据苏联和国际的既有经验进行社会主义的与建设，尚未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已如“腹中胎儿”蕴藏其中；

　　。在时代的既有经验基础之上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大胆走出一条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道，并开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新阶段。十九大报告庄严宣告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而不是“开始”进入新时代，也就意味着从党的以来，已经全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幕。

　　主要体现为三个“意味着”：（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2）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3）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三个“意味着”从中华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和世界发展的命运三个维度，勾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参照坐标。

　　主要体现为五个“是”：从历史、现在、未来的联系上看，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从我们承担的历史看，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从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上看，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从世界大局看，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分两步走。第一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则是从2035年到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继续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种战略安排布局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15年，而且把到新中国成立100年左右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升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时代最本质的特征，把握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基本观点。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阐述为：“在社会主义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一直沿用到2017年十九大召开之前，前后历经36年。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需求和供给两侧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且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态是造成现阶段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美好生活需要已经不仅仅表现为满足基本生活的物质文化这些“硬性需要”，还表现为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人民的参与感、公平感、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等“软性需要”。我们面对的突出问题已经转变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区域不平衡、行业不平衡、领域不平衡、群体不平衡等方面；发展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有待提高等方面。同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

　　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史，其发展模式以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为传统典型。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得社会主义界格局中遇到重挫，各种唱衰社会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更是认为，未来的世界将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所统领。这一系列外部因素对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社会主义在中国一走来遇到了过去从未遇到过的困难与挑战。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地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有两大创新：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通过科学指挥、制度完善、以上率下、铁腕反腐等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新措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勇于、经得起各种风浪、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从理论新产出上看，产生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宁说：“没有的理论，就没有的行动。”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需要新的思想理论，也必将孕育出新的思想理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新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新时代。十九大报告中，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这八个“明确”和十四个“”集中彰显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逻辑起点与归宿点，也是相比于之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的创新点所在，可以概括为四论：“立场论”、“论”、“人民中心论”和“统筹协调论”。

　　无论是八个“明确”和十四个“”都反复强调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这种领导不是简单性、一般性的领导，而是全方位、绝对性的领导。

　　“论”是指我们党勇于承认自身的不足，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坚定与必胜决心朝自身的“沉疴”开刀。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历来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党的之后，针对这一老百姓深恶痛绝、处理不好将党执政根基的严峻问题，以习总为核心的

　　“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可以说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人所做的努力与奋斗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的更加美好幸福，衡量我们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在于人民答不答应、人民满不满意、人民开不开心。

　　“统筹协调论”是指、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建设相互协调，有序推进。

　　正如同志曾提出的“弹钢琴”理论：理政就像弹钢琴，既不能只依靠一根或几根手指，也不能十根手指同步弹奏，而应相互配合，有快有慢，方能演奏出华美的乐章。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面深化的总体原则为统领，稳步推进国际国内两个统筹、五位一体的总体统筹、四个全面的战略统筹、经济发展与的辩证统筹等度的系统性统筹。

　　中国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此外，实施共建“一带一”、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进金砖国家深度合作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推动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者。这些外交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超越国家和的异同，反映世界共同利益和普遍期待，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和支持，已多次被写合国文件。可以期待，伴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不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到实践，必将不断开花结果，中国人民，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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