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篇幅长、容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适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物的成长历程。作家们或从现实经历,或从历史场景进行切入,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书写精彩中国故事,成为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动人的主旋律。
关于战争的叙事,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脉络,范稳的《重庆之眼》是以“重庆大轰炸”为历史背景的小说,茅盾文学得主徐贵祥的《对阵》通过一段特殊的战争历史,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者形象;乡土题材也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点,作家李佩甫的新作《平原客》再次将他的写作领地放在广阔的豫中平原。《皖北大地》取材于黄淮海平原的现实生活,书写中国农民的命运;日常工作中,同样有很多值得书写的人和事。人昊的《调解》聚焦的是社区生活,以一个社区调解员为主人公,展现最接地气的平民调解。《新华书店》则以新华书店人为群体描述对象,立足于书写平工作、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本文选取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公布的“2017年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二期)项目”中的部分长篇小说进行采访,从中折射小说在主旋律、反映时代变迁、书写中国故事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多年以后,当思乡之情在夜深人静时掩袭而来,当青春年代的色彩在回忆里渐渐模糊、泛黄变旧时,重庆这座城市,在重庆学习生活的岁月,慢慢地变得像故乡一般令人眼热了。”在新作《重庆之眼》(重庆出版社)的后记中,作家范稳把曾求学于斯的重庆,定义为自己的“青春原乡”,而抱着“向一座城市致敬的最好方式,也许就是为它写一部书”的执念,范稳在重庆出版集团的支持下,住进渝北区的一个小区里,像一个重庆人一样地生活。“买菜做饭,吃小面烫火锅,在拥挤不堪的车流人流中从江北到南岸、从渝中区到沙坪坝四处奔波。”
范稳在重庆四处奔波的寻觅,并非游客似的走马观花,而是要了解重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重庆大轰炸。《重庆之眼》便是以重庆大轰炸为历史背景创作的小说作品,展现了蔺佩瑶、刘云翔、邓子儒的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并赞颂了21世纪的“抗日远征军”——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自费去日本和的担当。
面对这样一部历史题材作品,中国作协副李敬泽说,从《吾血吾土》到《重庆之眼》,范稳自觉地投入到抗战史的书写中,这本身就体现了一个作家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责任感。
范稳在后记中讲道:“我就像抗战时期来到重庆的‘下江人’,面对纷繁的历史头绪,慢慢地、地辨析这座城市的过去。”而支撑他进行这项工作的,是对重庆如第二故乡般的热爱,与岁月沉淀后对于历史的与。
同样写战争题材,范稳的《重庆之眼》,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战场后方、对战争反思;而擅长军旅题材写作的徐贵祥,则用一部《对阵》,演绎了一部前线对阵的大戏。
《对阵》(长江文艺出版社)讲述了抗战期间,发生在驻守渤海湾的八军清河支队与琅琊旅之间一系列的故事。以杨蓼夫为首的八军将士,与以郑亦雄为首的军官们,在共同驻守渤海湾期间,既协同抗日,又因为立场的不同,发生了种种摩擦和冲突。解放战争开始,两军北上,对垒于东北战场,多年来血浓于水的情感,以及受到杨蓼夫等八军将士的,让郑亦雄等军官终于率部起义……
小说透过一段特殊的战争历史,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将士形象,展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兵法智慧。真实的历史配以艺术的表达,使得作品富有很强的感染力。
李佩甫的新作《平原客》(花城出版社),一开头就交代了故事发生地是一片“一马平川,雨水丰沛”的豫中平原,和之前经常关注底层人物的视角不同,这一次,李佩甫把小说的主人公设定为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精英人士”。
如麦浪般起伏的情节、洗练又不失精巧的表达,让读过这部著作的读者大呼过瘾:“李佩甫是刻画人物的高手,总能活灵活现地展现人物特有的、性格和气韵。”
“中原,是李佩甫落脚的,也是他的平台。他始终站在中原这个点上,满腔热忱地去观察、认识这片土地、人民和他的国家。”作家贾平凹对李佩甫作品的评价,一语中的,既道出了李佩甫创作的根基来源,也道明了其中人物之所以鲜活的原因。
“广阔平原是我的领地,而那里的人物是我的植物。”李佩甫曾介绍,平原上的几个县份是他的“写作领地”,几乎每年他都要下去走一走。《平原客》的创作过程,如同麦苗从土地中积累了充足的养分,又最终以麦粒回报大地的厚爱。作品中多次出现的麦子这一元素,也为花城出版社提供了设计《平原客》封面的灵感,他们为李佩甫的这部书,设计了红色麦子的封面。“我们让麦子注入了血液的颜色,其实也是契合了李佩甫的写作方向。”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懿这样解释道。
创作了《农民工》《农民的眼睛》之后,长期关注当下中国乡村的安徽作家苗秀侠,再次将目光投到了中国农民身上。她的新作——长篇小说《皖北大地》(安徽文艺出版社),刻画了农瓦房和老尾巴这些传统农民的形象,也有安现枫和杨二香为代表的当下新型农民的缩影。新老思想的碰撞,众多人物的悲欢故事,呈现了一幅当代中国农民的群生相。“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新的文学形象画廊。”作家、文学评论家邦如此评价《皖北大地》这部作品里的人物。
而这部接地气的作品,是作者“真真切切当了一年的农民”换来的。作者用了一年的时间挂职宿州,田间地头,来到农民的家中,白天与作品中人物的原型同吃同劳动,晚上回到宾馆房间埋头创作。与农民零距离的交流让小说的语言真实而又生动,而真真实实踏在土地上的脚步,给了作品厚重的扎实感。
“童年像是藏在心里的一个儿,大部分时间它在跟你捉迷藏,但是它时不时会在某一个瞬间跳脱出来,逗你一下,激起你的好奇心。你循声找去,会发现找到的东西一定是你成年之后的某种心理获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长篇小说《调解》(新星出版社)一书作者昊这样表述童年记忆的影响。
作为一名任职于的人,昊的小说常常充满了对现实的关照。《调解》中徐桂英处理过的病人伤人事件、夫妻感情纠纷、老年人赡养问题、业主和物业矛盾等等纠纷,也是整个社会现实问题的折射。昊还特别提到了小说中描写的一个工会坎坷的再婚故事,“现在在大城市,有关房子、财产的问题都是很的,而中老年人在再婚的过程中,恰恰需要这些问题。”面对日益临近的老龄化时代,昊选择关注老年人的情感世界,希望自己作品中提到的故事,能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一现实话题。
《调解》充满了普通人生活的烟火气息,但让人难以想到的是,这样一部充满着地道京味的小说,是作者在做对口援建工作时完成的。
“其实写这部作品,也是我表达思乡之情的一种方式。”昊说,这部小说从写作到出版都很顺畅。而这种顺畅,来源于自己对深入骨髓的熟悉和热爱。《调解》中的主人公徐桂英,融合了她记忆里很多人的故事,而这种“很、很本土化”的写作方式,将是她无法磨灭的鲜明烙印。
昊将工作中遇到的故事用到了对小说人物的刻画中,而在新华书店工作20多年的王钧,则将工作中的点滴,细致入微地表现在小说里,完成了向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的献礼之作——《新华书店——我们的岁月》(作家出版社)。小说以江南小城宜州市新华书店为载体,以40年的书店发展史为轴,深刻描写书店职工为新华书店发展呕心沥血的奋斗生涯。
编辑林金荣说,对于宏大事件,王钧往往含蓄带过,但总是在人物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细节上着力,让人通过那些开会、进书、卖书、下乡送书以及喝茶、吃饭时的对话,来体会宏大事件对普通人的影响。对于新华书店和新华书店人的,让王钧乐于用大量笔墨描写他笔下那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职业生涯,林金荣尤其欣赏王钧对他笔下人物的真挚感情和深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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