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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见盖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印章的泛黄图书时,来自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无不发出惊叹之声。
最近,2015年“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会议期间,被邀请参观了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南联大图书特藏室”,那些历经60余年战乱和风雨的图书,那些弥足珍贵的名家之作,迷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和关注西南联大图书馆。”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王顺英说:“事实上,在众多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中,涉及西南联大图书馆的信息少之又少,对联大图书馆的传承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西南联大图书馆值得研究
“西南联大图书馆十分值得研究。”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讲坛办公室的助教龙美光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弦歌不辍,为国家培养出一代栋梁之才,除有杰出的大学校长、一流的师资、的学术、严谨治校的教学制度、科学合理的人才培训模式外,还有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内在支撑,各院系图书室、资料室、阅览室及联大教师提供的优秀文献资源。这些文献资源为身处边陲的西南联大师生了解、掌握、研究世界优秀的科学文化知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少西南联大的学子记忆中,都有西南联大一景:“挤图书馆就像泡茶馆”。
曾在图书馆抢过座位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作家汪曾祺回忆说:“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看书多半在茶馆。昆明街头的大小茶馆,竟成了西南联大为数众多的图书馆的分馆。”
据资料显示,1938年4月,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之后,由于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联大图书馆也常常搬迁。直到当年的夏天,才在新校舍北区有了专门的馆舍:一座丁字形的瓦顶平房,是整个学校建筑中最“阔气”的一幢。但内部设施极为简陋,书架全部是用肥皂箱和汽油桶做的。
西南联大图书馆从建馆之初,就建立了“图书设计委员会”,由各系学术造诣很深的教授参加,负责图书购置。由于当时经费困难,图书匮乏,图书馆向中央研究院、北平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等借用了部分图书。同时还向国外申请赠予:斯坦福大学霍尔教授向联大捐赠了文学图书245册,康乃尔大学沃克教授赠刊75册,大学赠书1545册。据资料记载,西南联大图书馆后来共有中文书33910册、西文书13478册,但因缺乏购书经费,每年只能新增约500册。特别是上海、武汉失陷以后,滇越铁、滇缅公中断,国内外购书变得十分困难,联大的图书馆人只能在昆明的各旧书肆中寻觅选购教学用书。
正是西南联大图书馆人殚精竭虑地搜集图书资料,才勉力支撑着风雨飘摇的联大图书馆,为师生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至今在不少西南联大校友的记忆中,他们都认为“西南联大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
抗战时期图书馆,学生们的
这一简陋但颇具规模的战时大学图书馆,更是当时学生们的。
尽管联大学术,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课程,但联大考试严格,一年级学生学习成绩一半以上课程不及格者就要被。老师不仅要求学生精读教科书,还要列出许多参考书让学生阅读,考试题目从中出题。如此促成了联大学生学习勤奋、爱泡图书馆的习惯。每天早晨7点,图书馆门口就站满了一大堆等待到图书馆看书的学生。为了争抢座位,竟然发生了几个老生把一个新生扔到了草坪上的故事。因为抢不到座位,宿舍光线又暗,不少学生就带上笔记和书籍来到联大附近的茶馆,一边读书一边讨论,“常常是茶泡得一点颜色都没有了还不肯离去”。
“据说,因为抢借参考书或过期不还书而被记过的学生,占了受校纪处分者的大多数。”龙美光说:“这种现象,在中外教育史上恐怕难得一见。”
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西南联大图书馆每天14个小时,一周98个小时,星期天和假期也照常,学生们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图书馆度过。
据诺贝尔获得者、西南联大学子杨振宁先生回忆:“图书馆的窗是没有玻璃的,每当刮风时,我们必须拿一样东西把书本压住。”
事实上,抗战中的联大图书馆,不仅面临着风雨的,更面临着炮弹的。
为了逃避日机的轰炸和保管好图书,除必要的参考书外,大部分图书都藏于乡间。图书馆还赶制了200只木箱,以备不时之需。当时昆明几乎天天都在放警报,空报一响,馆员们就携带着重要图书和同学们到山沟里隐蔽,警报解除后一小时,图书馆就立即,学生们继续读书。
1941年8月14日中午,日寇27架轰炸机,以西南联大图书馆为目标进行轰炸,致使图书馆损失巨大。但轰炸后仅一个月图书室就修复。“联大图书馆人的镇定自如和积极向上,彰显了他们不朽的爱国。”王顺英说。
上世纪40年代初,林语堂曾在他的中说:“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上了不得!”这里面,联大图书馆功不可没。
在数字化时代谋求发展
“遗憾的是,近年来,有关西南联大的校史、回忆录、以及名目繁多的研究论文中,对西南联大图书馆的研究几乎无人涉足。这与它在当时学校中的地位远远不相匹配,也与今天的图书馆建设相脱节。”王顺英说。
2005年1月,在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杨德华及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建立了“西南联大图书特藏室”,成为了国内唯一专事收藏西南联大文献的图书室。
特藏室收集了1946年西南联大三校北归时留下的盖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印章的部分典籍:中文图书约4280册、西文图书约2086册、线装书38种、12种、期刊14种。
在特藏室的收藏中,有杨振宁之父杨武之先生签名的借书卡;有盖有联大藏书章的《列宁选集》及一大批进步书籍;有元老李根源先生亲笔题写“赠给联大”的图书;有联大中文系罗庸教授《鸭池十讲》的海内孤本,以及亲笔题名的珍贵拓片7副。还有“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罕见图书章,以及联大蒙自分校、叙永分校的图书。
“‘西南联大特藏室’的建立,抢救和保存了联大留下的珍贵遗产,构建了新的研究平台,推动了全国的联大学术研究。”龙美光说,与现在各地图书馆的藏书量相比,西南联大图书馆的藏书不能算是丰富。但过去的读者能够在图书馆里找到他们需要的许多资料,而我们今天走进那些藏书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册的图书馆泡上一天,往往也是收获寥寥。图书馆藏书固然应该求多,更应求精,精而多,才是永续发展的泉源。
“研究西南联大图书馆,对促进现代图书馆事业的新发展有很多现实作用。”他说。
王顺英认为,在数字化图书馆发展的今天,图书馆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失。随着时代的发展,馆舍在变、借阅方式在变、管理手段在变,但图书馆的灵魂内质不应该变。
“西南联大已经渐行渐远,但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却可以历久弥新。”她说。(文/张文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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