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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2年七届全国讨论三峡议案177名代表投票反对有何顾虑
  •   尽管这项庞大的水利工程在21世纪才完成,但实际上,早在9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这一工程的设想。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100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时滩石应行爆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下起汉口,上达重庆……”

      孙中山先生认为,如果在三峡一带筑起大坝,那么从重庆到上海可以直接通航,节省的航运成本极其可观。

      遗憾的是,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产能力的局限性,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完成这种规模巨大的工程。

      1932年10月,电气工程师恽震重拾这张蓝图,率领了一支专业勘测队,对三峡水利资源进行了首次勘测。

      经过三个月的勘察测量工作后,勘测队提出了两个坝址:黄陵庙(现长江三峡大坝的三斗坪)及葛洲坝。

      1944年,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考虑到战后重建需要大量电力,国民资源委员会邀请美国水坝工程专家萨凡奇(

      不幸的是,很快长江流域就发生了特大水患,新生的中国还没有来得及修复战争创伤,就已经急急忙忙地要为水患赈灾。

      这一工程的兴建和完工了中外水利界,分流工程给荆江两岸的人民带来了安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频繁来临的洪水。

      在了解了这些梯级水库与三峡水库的功用比较后,毛提出“毕其功于一役”,三峡水利被认为是功在千秋的必行之策。

      在地形勘测队的带领下,苏联专家们和中国工作人员深入三峡地区,对各方面的地理条件和水文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周总理在1958年的成都工作会议上,正式批准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1960年,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紧接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三峡工程的计划不得不搁置下来,之后再做调整。

      在原计划中,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配套工程,本来应该在完成三峡工程后再修建,但中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

      1983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向国家了新的方案,1984年4月5日,国务院在原则上批准了这一方案。

      1986年,412名专家和21位特邀顾问,分成十四个专家组,对三峡工程进行了详细的可行性论证,具体的分组情况为:

      地质地震组、枢纽建筑物组、水文组、防洪组、泥沙组、航运组、电力系统组、机电设备组、移民组、生态组、综合规划与水位组、施工组、投资估算组、综合经济评价组。

      2011年05月,《东方早报》的记者采访了实施“三峡工程论证及可行性研究结论的阶段性评估”的组长沈国舫(中国工程院院士)。

      “要反对的人都是搞生态的,不是搞水利的,最后有没有不签字的?是有,而且是我很尊重的人,但是真正的挂牌专家说‘我不签字’的,就这一个,就是侯学煜。他是当时的院士,学部委员。”

      著名泥沙专家方岱,和已故的水利水电防洪专家陆钦侃,是防洪组两位在当时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专家。

      这9位提出反对意见的专家,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着非凡的建树,他们的反对当然不是基于个人原因,而是出于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考量。

      持反对意见的专家认为,三峡大坝拦截后,上亿吨的泥沙也会随之在此滞留囤积,原先生活在这里的鱼类洄游会中断。

      因此堆积的泥沙还会导致超过500多种陆生珍稀植物将被彻底淹没,这对长江水域的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中国当时的综合国力还不够强大,这样的巨额资金如果用来改善国民生活条件,或许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另外在淹没地区还有许多古代建筑和文物无法搬迁,它们一旦被淹没,将会永远消失,其损失无法。

      正是因为有诸多可能面临的问题,三峡工程的实地勘测和可行性分析,才会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有关部门只有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中不断吸取来自各方的意见,尽力摸清楚可能面临的问题,才能在建设中作出最正确的判断。

      只有在听取其和意见的基础上,施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才能被提前化解,并且也能提早做好应对措施。

      方岱提出了三峡工程与重庆淤积、武汉防洪和对长江口的影响等重大问题,就对深化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峡蓄水库能储水达393亿立方米,发电量达为2250万千瓦,一举跻身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水利枢纽工程。

      三峡周边的许多文物古迹都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2009年之前,所有文物古迹都已经完成了工作。

      由于拦河筑坝,必然会改变长江水文特征,在鱼类、增殖放流等多方面,中国三峡集团也开展了大量工作。

      2013年,8000尾中华鲟幼鱼和两千多尾胭脂鱼被投放进长江宜昌江段,三峡库区建立起天然生态渔场,在这里先后有1300万尾经济鱼类被放流。

      对于三峡工程所覆盖区域的民生保障则占了投入资金的大头,2000多亿资金中,约有45%都用于移民工程。

      当时,移民问题是一个令许多人担心的问题,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和人民上下一心,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完成了这一工作。

      这些监测站对于当地的水文、农业、湿地、大气、地震,以及人群健康等项目进行了全方位监测,能够为三峡大坝工程提供了最有力的第一手数据。

      许多中外游客慕名而来,三峡大坝每日能够容纳4万名游客,旅游业的发展也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巨大增益。

      这些年来的监测数据证明,中国绝不会涸泽而渔,不会通过赖以的生态为代价来发展经济。

      可喜的是,就在去年,也就是从2021年1月1日开始,长江和汉江干流武汉段进入了为期十年的休渔期。

      此前有专家担忧的淤泥沉积问题,经过水文学、泥沙模型、泄槽结构等多方面的考虑和设计,最终也得到了解决。

      虽然时至今日,关于三峡工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争议仍然会被零星提起,但是笔者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