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商是个既有故事又颇具传奇的群体。比如纣王祖先王亥，只用牛车贩运，就换来了一个商王朝；华商始祖范蠡，叱咤政商界，名扬四海；春秋名相管仲，他的经济理论比马克思早2500年；财神沈万三，助朱元璋建造近半个南京城；再有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这顶帽子最终给他带来了什么？

　　1华商始祖王亥

　　纣王祖先王亥开长途贸易先河牛车拉出一个商王朝一项有意义的发明创造可以推动人类历史的演进。比如四大发明（战国时期发明的指南针、西汉时期发明的造纸术、东晋时期发明的火药、唐朝时期发明的印刷术），多少年来，都在推动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影响着世界文明史的进程。这种创举，往往是大自然给人以启发所致。亦如王亥（生卒年不详，又名振，夏朝商族首领）的先辈，作为草原部落的游牧民族，他们在频繁迁徙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役使畜力的各种方法。

　　夏王朝初年的奚仲创造了世界上第一辆用马牵引的木制车辆。他的先王——相土（生卒年不详，商部落第三任首领），用槽喂、圈养之法饲养马匹，将马戴上马笼头从而驯服了野马，再加上训练，便让马拉车驮物，成为重要的运输方式。从西北草原迁徙到中原地区之后，原本肥壮的马匹并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到了王亥时代，马几乎变成了熊猫级的珍稀动物，拉车、运货、作战，根本不够用。而牛在中原地区却遍地可见，可惜都没有被人驯服，更不能像马那样可以为人所劳役。体格硕大肥壮的牛虽然没有马跑得快，却有一身不亚于马的蛮力。

　　那么，可不可以让牛替马拉车？这是王亥琢磨的问题。最终他掌握了“牵牛要牵牛鼻子”的诀窍：给牛扎上牛鼻犋，牛便乖乖地听他使唤，不敢再耍蛮。就这样，王亥彻底驯服了这种野性十足的庞然大物，进而将它套在华丽的双辕车上，制造了牛车。这便是史书中记载的“王亥服牛”的故事。

　　服牛，也是一项发明创造，可以申请为专利。专利的特征是“技术之火加上利益之油”，这就意味着，这项技术将会为他带来滚滚财源。事实也证明，王亥服牛对改变整个夏王朝的历史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牛比马堪负重，更适合耕地和拉车运货。在王亥的大力推广下，驯牛技术和牛车开始普及，商部落的畜牧业进一步发展起来，商族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王亥被同族人推崇至极。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牛羊成群，满山遍野，用也用不完，这下该怎么办？为解决牛、羊及农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王亥亲自驾驶牛车载货运输，用帛、黍和粟以及牛、羊跟其他部落以物换物这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正是王亥开的先河。从那以后，古道上经常可以见到王亥率领部落成员赶着牛车的壮观景象：一辆辆载满布帛、黍和粟的牛车吱呀吱呀地响着，一群群洁白的绵羊咩咩地叫着，一个个袒胸露背的赤脚壮汉“吼吼”地吆喝着，这绵延的牛车队伍一路跋山涉水，风雨兼程，从一个部落奔波到另一个部落……从此，王亥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他成了当时最富有的部落首领。

　　也由于王亥开了氏族部落之间长途贩运的先河，在他去世后，商族人沿其传统，利用牛车、马车的便利条件从事部落间的物品交换，以获取财富。搞贩运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就形成了专门从事这行当的职业。从事这份职业的人基本上都来自于商族部落，所以外族人就将他们称作“商人”，靠这种方式获取财富的活动就是“商业”活动，而作为最早进行贸易的王亥，便是“商业”的始祖，即商人的祖先。正是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商族部落终于在王亥的第七世孙——商汤时灭了夏桀（生卒年不详，夏朝第17代君主，荒淫无度，暴虐无道），建立了商王朝。

　　2名相管仲

　　第一位通过招商引资达到民富国强的政治家称霸，是每个人心中暗涌的梦想，更是那些当朝政客的至爱。当齐桓公说“想要称霸诸侯”时，鲍叔牙（？—前644年。又称鲍叔，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著称。）告诉他：要想治理好齐国，有他就可以了，但是，若想乱世称霸，则“非管夷吾不可”。意思是说，管夷吾是一个不一般的人才。管夷吾也就是后来成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约前723年－前645年）。他在齐桓公面前搬弄的那一套经济理论，归根结底就是民富国强，也就是2500年之后马克思（1818年—1883年，德国犹太人。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在《资本论》中论述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民富国强是治国者的目标，更是老百姓的期望。当齐桓公和管仲谈论霸王之术时，管仲的阐述让齐桓公大喜过望。齐桓公问管仲：“我想让齐国富强、社稷安定，该从何处着手？”管仲回答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要想重整国威，必须先得民心。”齐桓公问：“怎样才能得民心？”管仲答：“要得民心，首先当从爱惜百姓做起，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因为财富是富民安邦和培养人礼仪道理的前提条件，所谓‘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其次，少用刑法，减少赋税；第三，任人唯贤，坚决打击贪官污吏，让百姓对政府建立信心；第四，从百姓的利益出发，办好事、办实事、办成事。做到这样就基本上能算是得民心了。”齐桓公又问：“百姓富足安乐了，兵甲不足怎么办？”“兵在精而不在多，兵的战斗力要强，士气必须旺盛，士气旺盛，还怕训练不成？”齐桓公再问：“士兵训练好了，但财力不足又该怎么办？”“可以开发山林、矿山和盐田，发展盐铁业、渔业，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可以施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发展商品经济，让齐国制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财力增强了，军队的开支不就可以解决了吗？”“这样民足、兵强、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先别急，还不到时候。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齐国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让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真正富强起来，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的目的。”管仲循循善诱，娓娓而谈，齐桓公被说得心悦诚服，当即任命管仲为相国（以其为大夫，委以政事）。成了相国之后，管仲实实在在地辅佐齐桓公对外“尊王攘夷，对内整顿朝政。他言行合一，反对空谈主义。

　　按照先前与齐桓公提出藏富于民、重商兴业的理念，率先施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结果商人们纷纷来到地处海滨的小小齐国安居乐业（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给齐国送来了大量财富，齐国国力迅速提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富甲诸侯。可以说，管仲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招商引资达到民富国强的政治家。他大力鼓励发展商品经济，让齐国制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鼓励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还提出刺激消费和奢侈消费的主张，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齐国的人民富了，国家也富了，管仲也富了，他的财富足以和公室相比。据《史记?货殖列传序》记载“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直到晚年，他都备受尊重，享受荣华。就连孔子也深为感慨地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还得过披散头发、左开衣襟、蛮人统治的日子呢！”。

　　3叱咤政商界范蠡

　　功勋、美女、财富“一个都不少”范蠡（前536年—前448年）生活在一个虎气腾腾的春秋时代。在吴越两国交战中，范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向勾践献策美人计。于是，美人西施被献给吴王夫差。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二十年坚持不懈，依靠范蠡、文种等人的深谋和才干，起死回生，实现霸业，最后把吴王夫差打败，洗雪了会稽的耻辱，也救出了西施。战争时期的成功合作并不意味着和平时代能和谐相处。范蠡一直记得老师计然给自己的提醒：越王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只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慢慢的，他也看出勾践好大喜功，生性残忍，便决定急流勇退，离开勾践。范蠡带着家人（不知可否是西施），泛舟五湖，飘然远引逃到有山有海、有林有田的齐国海畔。为避免身份暴露，他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古代用牛皮做的酒器，即“酒囊皮子”）。抛家弃产离开楚国的范蠡不得不考虑一家人的生计问题。他深知“民以食为天”的道理，便打算在海边耕田，再创家业。范蠡善于捕捉市场信息，他经常跟雇工及当地的百姓、镇上的商贾在一起高谈养畜经，阔论市场行情。

　　他对人温和友善，为人也慷慨大方，遇到天灾人祸时，他总是乐善好施，常开粥场赈济灾民。灾民听说有这么一个大善人，千里之外都赶来投奔他，不久，鸱夷子皮就名扬四海了。齐王听说范蠡搞经济很擅长，又仗义疏财，施善乡梓，是个贤能之人，便力邀范蠡进宫，请他进国都临淄做主持政务的相国。范蠡欣然答应。在任相国期间，大力发展经济，不仅促进了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齐国民富国强。而这时，范蠡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再次远走他乡。他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

　　人贫我富，人无我有，如果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还不如趁早放弃！”他把财产分散给知交和那些贫苦的老乡，携家捎带贵重财宝再一次抽身离去。范蠡举家风餐露宿，辗转来到齐国西南接近宋、卫的陶邑安顿下来。初到陶邑，范蠡自觉逍遥自在，便给自己再次改姓更名为朱公。没过多久，不甘清闲的他又开始考虑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对他颇有怨言说：“人人都想富贵，个个都想发财，你偏偏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富贵，还认为钱财无用，现在没钱了又重提这事，你以为钱财这么好赚啊？”范蠡哈哈一笑，说：“穷富之别，看的是你的心。只要有心，生财之道无处不有。”花甲之年隐退江湖之后范蠡才开始做生意，也是从小买卖开始他的商旅生涯的。在陶邑，他又一次重创家业。没过多久，他又在陶邑发家致富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描述范蠡离开楚国后的后半生的：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美女、功勋、财富，范蠡一个都不少，就连种田、经商也样样能成功。他不是随意离开某处，但他到哪儿就能在哪儿驰名天下。他出身贫寒，为越国称霸中原立下汗马功劳，却不留恋权位，在功成之时，名遂身退；他弃官从商，以治国之策治家，终于成为巨富而名闻天下；他又不贪恋钱财，在巨富之时，19年三致千金。这样的人不愧为“治国衣臣、兵家奇才、华商始祖”。4财神沈万三

　　助朱元璋建造了近半个南京城沈万三（1330年—1376年），本名富，字仲荣，世称万三，出生于平江府（苏州）长洲县东蔡村，祖籍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浙江湖州南浔）。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元代至顺年，沈万三的父亲沈佑举家从湖州的南浔迁到了苏州的东垞，即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在这里，全家人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垦殖，终于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地主，庄田广达一千三百多亩。沈佑去世后，儿子们分了家。兄弟迁居之后，排行老三的沈万三留在了周庄的银子浜，他一方面管理着东垞的庄田，另一方面则开始经营镇上的买卖。他通过买卖、盘剥方式，获得了大量土地。这种土地占有方式以及垦土做法，也是当时元王朝所积极提倡并予以鼓励的。沈万三于是通过经营土地的办法，获得“赀巨万万，田产遍天下”的高额回报。沈万三靠土地起家，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当时，元朝统治者鼓励和发展商业，实行轻商税的政策，经商的人增多。至于海外贸易，元王朝实行比唐、宋两朝更为宽松的政策。于是，沈万三便将目光投到了做海内外贸易上。孙迩在《云蕉馆纪谈》中说，沈万三“尝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富豪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由此可见，靠土地发家的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每年的粮食产量可想而知。沈万三将剩余的粮食贩卖到北方，还贩卖到其他缺粮地区和海外获取效益。同时，沈万三还在宁、镇、常、太、池、徽等地做生意，获得丰厚的回报，家业更加富足。沈万三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南洋等地。沈万三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港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因而扬帆远行，收获颇丰。我国著名史学家吴晗曾说过，苏州周庄沈万三一家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

　　所以说，经商致富是沈万三“富甲天下”的主要原因。发达了的沈万三建立了豪宅，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当时，张士诚举兵起义，做上了大周国的皇帝。但是，张士诚成立的大周国实在是太小了，只有苏州一带的一些州县。张士诚建立大周之后，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像沈万三这样的富商大贾。因为张士诚心中明白，如果没有这些江南富豪强绅的大力支持，他这个小小的大周王朝也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当时，张士诚领兵起义需要大量的财物，作为首富的沈万三是出了不少力的，他带领江南的富商大量地捐钱捐物，资助张士诚起义，从而使张士诚的军队越来越壮大，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1368年，朱元璋的大军终于灭掉了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人的军队，开始登基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称帝后，他极度憎恨这些为张士诚出力的江南富豪，于是便对江南一带格外加重了税赋，每亩税粮定成了七斗五升。又命苏州的一些富民徙居濠州，同时，还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为官田，朱元璋就没收了沈万三的大批田地为官田。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便主动拍朱元璋的马屁，想以此换得太平。不久，他又发现朱元璋建造城墙面临着严重的资金不足。于是，沈万三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上书自请“助筑都城三之一”。为了让朱元璋龙颜大悦，沈万三自然是倾尽了全力。但不久，朱元璋觉得，当初如果不是沈万三极力支持张士诚，他就不用花八个月才攻下苏州城。因此，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余生。5红顶商人胡雪岩

　　依官而商成也官场败也官场在中国人的理念中，有一个“靠山”理论，那就是：山得势，即得势；山垮台，即垮台.让胡雪岩（1823年—1885年。又名胡光墉，晚清官商）成为“红顶商人”的人是左宗棠。左宗棠（1812年—1885年）不仅是著名的湘军将领，还是洋务派首领，更确切地说，他是清廷重臣。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采纳左宗棠等人的主张，出兵收复西北边陲。年过花甲的左宗棠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与胡雪岩有私交，他是当时的洋务派老大（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发起），对于自己不便出手的“洋务”，比如说与外国人打交道等，他就经常指派精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去打理。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西征之时，58岁的胡雪岩为其鞍前马后筹粮草、借洋款（获得向英商渣打银行借外债的机会）、购运西方先进武器装备也全靠胡雪岩的积极协助，左宗棠才能成功地收复新疆。收复新疆后，慈禧就为立下汗马功劳的胡雪岩论功行赏。这次胡雪岩不仅被封为布政使衔（三品）并总办“四省公库”，还拿到了象征着慈禧近臣的从二品顶戴和黄马褂。

　　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的，而此时的胡雪岩既戴红顶又穿黄马褂，故而，他这个“红顶商人”也就名噪一时。胡雪岩有了这顶帽子和这身黄马褂，就等于绑定了朝廷这座大靠山，而总办“四省公库”，更是让他的钻营能量出奇的大。上至清廷高官，下至平民百姓都把现银存入他的“阜康”钱庄，一时之间，他的钱庄几乎成了京城内外王公贵戚和官僚的外库。但中国素来就有“亢龙有悔，穷之灾也”的说法，意思是说，发展达到权限就几乎没有再发展的余地了，势必会盛极而衰，走向反面。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因为攀得太高，最后才摔得很惨。而这个让他摔得无法翻身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成就他的左宗棠，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事情是这样的。

　　1883年，法军进攻驻守在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不可避免，清廷再次召令已年过七旬的左宗棠。与此同时，刚愎自用的胡雪岩正信心满满地创建着自己雄伟的商业王国——他要在上海开办蚕丝厂。为此，他斥资2000万两白银高价尽收国内新丝1.4万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可是，和左宗棠、胡雪岩组合有宿怨的是李鸿章（1823年－1901年）、盛宣怀（清廷官商，李鸿章的“钱袋子”）组合。李鸿章认为，左宗棠能为朝廷立下功劳，皆因有胡雪岩的经济支持，所以当他得知胡雪岩要耗巨资办蚕丝厂、左宗棠又不在两江的消息后，李、盛二人开始筹划致胡雪岩于死地。不谙官场规则的胡雪岩丝毫没想到，自己这拼了身家性命的赌注会致他于人财两空的境地。李鸿章和盛宣怀暗中作梗，致使他囤积的生丝不能及时出手，造成库存变质。

　　第二年夏天，囤积的生丝被迫贱卖，胡雪岩因此亏耗1000万两白银。更让他雪上加霜的是，李、盛二人串通好各地的官僚竞提“阜康”钱庄的存款。左宗棠迟迟未归，胡雪岩一时找不到帮自己斡旋的人，最终导致他设在各地的“阜康”钱庄纷纷倒闭。适逢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时局动荡，胡雪岩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周转失灵。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他不得不廉价当了自己创办的“胡庆馀堂”药厂的地契房产，并就此宣告破产。虽然胡雪岩成了巨富，但他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最后被一顶帽子压倒在众人之下，这是他的悲哀。他白手起家，借助结交权贵显要在夹缝中构筑自己的商业帝国。他开连锁钱庄和当铺，也开药厂（即胡庆馀堂雪记药号，此厂对胡开文的“八宝五胆药墨”流传贡献甚大），并垄断丝茶贸易等。在洋务运动中，他替清政府购买洋枪洋炮、聘洋匠、借洋款、筹粮械、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终于使自己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但当他戴上那顶官帽时，就像孙悟空套上了紧箍咒，成了别人操纵的傀儡，这也成了他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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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青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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